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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施行三周年:“化學反應”初顯現
時間:2021-10-26  作者: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字號: | |

  三年前的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同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10號主席令予以公布。至此,獨具中國特色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寫入法律并正式施行。

  三年的司法實踐,三年的創新探索,每一步,無不彰顯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蘊含的政治智慧。如今,已平穩運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認為是完全符合我國現階段刑事犯罪結構變化和刑事訴訟制度發展規律,有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彰顯人民意愿、體現時代需求的一項制度。

  人民的感知最重要。被告人認罪服法成為常態,懲治犯罪更加及時有效,訴訟效率大幅提升,人權保障更加到位……被立法確認后的三年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新變化體現在百姓身邊的每一個案件細節中。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該制度在社會治理中產生了哪些“化學反應”?三年間,對于制度適用過程中的難點、痛點,各方又是如何在爭論間探討出“最大公約數”的?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這項制度又承載著怎樣的期待?讓我們在實踐中尋找答案。

  畫好和諧穩定同心圓:明晰制度重大意義是開端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何以誕生?可謂歷經先行探索、深思熟慮。

  進入21世紀,尤其是近1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刑事犯罪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刑事案件總量在高位徘徊,法院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比例達到80%以上。而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司法追訴、案件審理中“案多人少”的矛盾愈發突出。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2016年11月,“兩高三部”印發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在北京等18個城市開展工作試點。

  2018年10月26日,刑事訴訟法作出修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國家立法上正式確立,構建起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被認為是我國刑事司法發展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坐標。

  三年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釋放出了哪些制度“紅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無論是從立法層面還是司法層面,這項制度都是一次成功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表示,自該制度適用以來,最主要的變化是刑訊逼供等情況大為減少、訴訟效率得到較大提升。

  如果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放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發展長河中來看,制度帶來的重大變革更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審判長楊立新認為,變革主要體現在“訴訟模式由對抗向協作轉變;訴訟理念由懲罰性訴訟理念向恢復性司法理念轉變;對訴訟主體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過去的消極訴訟主體轉向積極的訴訟主體”。

  三年來,檢察機關始終將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新時代滿足人民新需求的務實舉措:做被告人工作,促使認罪服法;與律師開展量刑協商,提出量刑建議;做好被害人工作,化解矛盾糾紛……

  自制度適用以來,高站位統籌部署不斷,依法有序推進舉措頻出。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張軍指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以來,最高檢帶領各級檢察機關站位國家治理全局,著力更新司法理念,充分履行法定職責,會同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和廣大律師,努力把這一制度落實到刑事訴訟各環節。

  實踐證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題中之義。今年7月,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會提及這樣一組數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超過85%,一審服判率超過95%”。這次會議在部署下一步工作時明確指出:“要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少捕慎訴慎押’等制度機制,最大限度減少對立面,把社會和諧穩定的同心圓越畫越大。”

  凡新生事物,必要面臨重重考驗。回溯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之初,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問題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之一是辦案人員擔心面對質疑,怕擔責任。

  2019年深秋,備受司法理論與實務界關注的一場“思想盛宴”拉開帷幕,探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熱點難點問題的那場“控辯審三人談”至今依舊令人印象深刻。

  那是2019年11月18日,最高檢張軍檢察長、最高法姜偉副院長、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田文昌主任在可容納數百人的會場講臺上圍坐一起,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重點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權威解讀。當時會場的過道和后面幾乎擠滿了來旁聽的觀眾,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學院在校學生等。

  這場三人談,源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明確,也為探究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結構、制度、程序及其背后承載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功能提供了三維視角。不得不說,這對于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所涉熱點難點問題的厘清,是一個好的開端。

  駛入規范化推進的“快車道”:眾多節點值得銘記

  三年來,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從2019年1月的20.9%,提升到2020年以來的85%以上,制度適用在歷經扎根落地的過程中逐漸平穩,趨于成熟。

  時光荏苒,回顧過去三年,這個歷程中有哪些值得銘記的節點和事件?

  踐行之首,理念當先。“要樹立新理念展現新作為,真正體現檢察官在審查程序中的主導地位。”2019年4月12日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電視電話會議提出,要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規定落實到具體案件中。

  如何進一步細化落實?從頂層設計視角為辦案一線提供的操作指引不久即出臺。2019年10月,最高檢聯合最高法、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發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適用案件范圍和條件、“認罪”“認罰”的界定、從寬的把握、量刑建議的提出等作出具體規定。

  兩個多月后的2019年12月30日,最高檢發布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等成果予以固化,為一線檢察人員更好貫徹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操作指引。隨后,在2020年1月18日舉行的全國檢察長會議上,最高檢領導再次強調,要有力、平穩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依法“可用盡用”。

  如何使在押人員真切認識并感受到認罪認罰的直觀結果和重大意義,自愿選擇認罪認罰?自2020年5月29日起,在全國多地看守所等羈押場所、公安執法辦案中心等辦案場所,每天定時循環播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法治宣傳片,成為在押人員日常學習的重要內容。

  推動建立宣傳片播放常態化機制這一舉動,在司法理論界、實務界均受到好評。這是最高檢與公安部在推進制度適用上達成共識的成果之一。據悉,最高檢下發《關于做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法治宣傳片使用推廣工作的通知》后一周左右,2020年6月初,公安部即下發通知,就看守所內播放宣傳片提出明確要求:“各級公安監管部門要積極配合駐所檢察部門在在押人員中做好宣傳教育。”如今,全國2000多個看守所播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釋法宣傳片的場景已成常態。

  作為職業共同體的重要群體,律師們更為關注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新設立的制度——值班律師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生命線。有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參與,是確保認罪認罰自愿性、程序正當性的關鍵所在。為完善值班律師工作機制,備受關注的舉措之一,是2020年8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進一步細化了值班律師的職責和具體要求。《辦法》的出臺,被認為是維護司法公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之舉。自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值班律師全覆蓋駛入規范化推進的“快車道”。

  將公正司法、為民司法落到實處,增強認罪認罰量刑協商、具結書簽署等關鍵環節的公信力無疑是重要一環。控辯協商如何在規范化、法治化、透明化上再突破?在探索實行同步錄音錄像方面,最高檢又向前邁出了一步——2020年9月,最高檢在江蘇、山東、重慶、寧夏等地開展為期半年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試點工作。“解決了以往控辯協商過于簡單,無相關犯罪事實和量刑建議的釋明,無釋法說理等不規范問題。”試點地區普遍反映,檢察官履職過程的約束性明顯增強。

  目前,最高檢認真總結各地試點經驗,已起草完成《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規定》,要求所有案件中的控辯協商過程都要同步錄音錄像,并對同錄范圍、場所、方式、保存和使用等作了細化規定,擬于今年年底前下發。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發展推進中,值得銘記的又何止是上述節點和事件?從刑事訴訟法修訂至今的三個年頭里,致力于使制度落地生根者、創新推動者,遍布于全國各地,他們做的事情無論是否被報道、提及,均在三年的時間軸上落下了值得書寫的一筆。

  探索完善步伐不斷求極致:為成熟運行積蓄力量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出臺,突破傳統的對抗式司法模式,借鑒吸收協商式司法的合理要素,可謂“于無聲處聽驚雷”的現代司法大事件。這是多位司法理論與實務界人士在思想碰撞時談及的共同心聲。

  三年來,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深化,確定刑量刑建議的提出率不斷提升。在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樊崇義看來,通過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激活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激勵機制”,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強化認罪認罰從寬協商過程及其結果的穩定性,進一步發揮該項制度的積極意義,實現繁簡分流。

  然而,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過程中,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在被追訴人已自愿認罪的前提下,如何考慮全部量刑情節作出綜合判斷,使量刑建議更為精準化?

  為了明確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和常見犯罪的量刑,最高法、最高檢聯合印發《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下稱《意見》),將23種常見犯罪判處有期徒刑的案件納入規范范圍,同時規范了罰金、緩刑的適用。對此,基層辦案檢察官普遍反映,《意見》具有較強的指導性。

  《意見》印發后,最高檢還指導各省級檢察機關制定《意見》實施細則,進一步細化量刑情節適用,使量刑指導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對于如何消弭控辯審在量刑上的分歧和差異,多地檢法之間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其中,江蘇省蘇州市檢察院對認罪認罰具結書樣本進行了4次修改,增加了量刑建議的計算過程等內容;重慶市檢察院與該市高級法院多次協調規范“從寬”的標準,明確將“認罰”作為單獨考量的量刑減讓情節。

  據最高檢第一檢察廳負責人透露,目前,該廳正在研究制定《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這意味著,進一步規范量刑建議形成過程、協商程序、提出形式等內容的指導性文件即將出臺。

  記者關注到,秉持問題意識的理念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較為凸顯。以最高檢發布的兩批具有指導性意義的案例為例:2020年10月,在制度雖全面實施但適用速裁程序的比例仍偏低、制度所蘊含的效率價值尚未得到充分彰顯之時,最高檢下發4起認罪認罰案件適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確保案件辦理全程提速不降質,到2021年,全國法院審理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量已經穩定保持在30%以上,繁簡分流、簡案快辦的成效逐步顯現。最高檢2020年12月發布以“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主題的第二十二批指導性案例,對司法實踐中涉及的單位適用認罪認罰、被告人無正當理由上訴的處理、涉黑犯罪適用認罪認罰等普遍性、爭議性問題進行了回應,有效發揮了案例的引領示范指導作用。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不是一律從寬,一味從寬,而是要全面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句話被最高檢有關部門負責人多次提及。寬嚴須以公正為先,對于承擔主導責任的檢察官來說,如何防范辦案中的廉政風險?

  2020年5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全方位多角度有針對性地對檢察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權力運行機制、監督管理措施等作出明確規定,可謂是在不容忽視的關鍵環節,進一步扎緊制度“籬笆”。隨后,多地檢察機關聞令而動:安徽省檢察院開展以“防懈怠、防違規、防造假、防圍獵”為主題的“四防”教育活動;上海市檢察院出臺《上海市檢察機關刑事檢察廉政風險防控工作規定》,對認罪認罰案件的辦理作出細化規定……

  2020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要求檢察機關要承擔起指控和證明犯罪主導責任,要發揮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主導作用。為貫徹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最高檢專門下發通知,以提升認罪認罰案件辦案質效為重點,共提出深化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28條意見,同時對規范檢察官裁量權、加強檢察權制約監督作出專門規定。之后不久,最高檢檢務督察局與第一檢察廳組成4個調研組,分赴遼寧、上海、湖南、寧夏等地,就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廉政風險防控工作開展駐點調研,進一步鞏固檢察權制約監督機制運行成果。

  如何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來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準確把握制度的適用條件和案件范圍,將制度的立法規定落實到具體案件中,準確懲治犯罪、有效保障人權?司法實踐證明,尤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提升檢察官的履職綜合素養。

  三年間,最高檢與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等密切協作配合,共同作出諸多探索和努力:2019年11月,最高檢、最高法聯合舉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同堂培訓班,對全國檢察系統、法院系統的199名學員同堂培訓;2020年4月至7月,最高檢第一檢察廳與檢察日報社聯合開展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理論與實務研究征文活動,加強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探討;2020年6月初,公安部就看守所內播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釋法宣傳片提出明確要求,與最高檢共同推動建立宣傳片播放常態化機制;2020年9月初,最高檢與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聯合舉辦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討會,來自立法、司法實務以及高校科研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就同一個議題,引發不同觀點碰撞;今年6月,最高檢聯合司法部舉辦了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疑難問題”為主題的首期檢律同堂培訓班……

  制度的生命在于實施,更在于創新嘗試,不斷探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實踐中產生的積極效果,在推進國家治理中彰顯的制度優勢,無不證明,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三年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貫徹落實逐漸平穩、日趨成熟,這與立法、司法實務部門以及學術界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分不開,與公檢法三機關密切配合、合力推進并依法相互制約分不開,與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每一分子身體力行分不開……

  站在三周年的時間節點回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斷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為今后充分釋放制度紅利、彰顯制度價值奠定了扎實基礎,更為制度成熟運行積蓄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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